司改新亮點：司法責任制權責統一 放權不放任

   司法責任制改革的一大重點就是將司法權真正放給法官檢察官，以此保障“誰辦案誰負責、誰決定誰負責”目標的落實到位。但也有人擔憂，放權之后是否會帶來法官檢察官權力過大不受約束，進而滋生腐敗影響公平正義？

   《法制日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試點法院、檢察院落實司法責任制向法官檢察官放權的同時，通過建立責權清單、統一裁判尺度、完善信息化監管等方式，不斷加強司法權監督制約，確保法官檢察官“以至公無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實現司法權放權而不放任。

   一起盜竊手機的案件分到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劉莉手上，原本在公安偵查階段承認犯罪事實的嫌疑人，突然改口稱手機不是偷的是買的，訊問筆錄簽名也不是他簽的。本案有作案工具等物證，要是以前，劉莉會直接給出批準逮捕意見，至于捕與不捕，由檢察長審核把關并決定。

   現在，捕與不捕由承辦檢察官說了算。為了進一步查實案情，在短短7天期限內，劉莉先是將筆錄送到技術部門進行鑒定，又對嫌疑人進行測謊，直到最終結論出來后，才對嫌疑人作出批準逮捕的決定。劉莉坦言：“權力大了，責任也更重了，一點馬虎不得。”

   這是完善司法責任制帶來的一大重要變化。

   責權明晰是司法責任制的前提，以往審者不判、判者不審的問題，正是源于職責不清、權限不明，而要實現“審判合一”就必須放權，放權的同時又必須符合司法審判規律。

   對此，吉林法院制定了《審判主體職責和權限清單》，主要包括對獨任法官放權到底，促進簡案快審；對合議庭還權到位，推動繁案精審；讓審委會職能歸位，加強審判指導；讓院領導帶頭辦案，增進改革認同。

   在此基礎上，吉林法院系統實施以主審法官為核心的合議庭主導辦案制度，改變了以往層層把關、逐級審批方式。吉林省高院組建了36個相對固定合議庭，每個合議庭按照“1名主審法官+2名合議法官+3名法官助理+1名書記員”的模式組成審判團隊，主審法官獨立辦案并對案件質量終身負責。

   這樣一來，吉林法院明確了改革后各類審判主體的權力界限，使分工更加明確，責權更加明晰。

   安徽省人民檢察院在司法責任制落實過程中制定了“權力清單”，科學劃分檢察機關內部辦案權限。

   一方面，通過“負面清單”形式，按照檢察權類別和不同崗位，逐一明確不同業務部門的權力清單，除法律規定的應當由檢察長、副檢察長和檢察委員會行使的職權外，其他職權都賦予檢察官，由此改變“三級層報審批”的辦案模式，解決了“辦案者不定案，定案者不辦案”的問題。

   另一方面，立足檢察權的具體屬性進行不同配置，對于批捕、公訴等司法屬性強的業務崗位，立足于司法的親歷性，檢察權優先配置給檢察官；對于職務犯罪偵查等行政屬性強的業務崗位，堅持權力配置的一體化，重大權力仍然保留給檢察長或副檢察長，授權給檢察官堅持穩妥慎重；對于立案監督、偵查監督、審判監督和執行監督等訴訟監督崗位，強調訴訟監督的整體化，對外監督的法律文書要經過檢察長簽審。

   放權有度，責任分明。多地試點法院、檢察院創新機制，實現了放權和擔責同步到位，使大量優秀人才向辦案一線傾斜，一線辦案力量增加20%左右，85%以上司法人力資源配置到辦案一線。

   伴隨著法官檢察官辦案主體地位得到確立，院庭長不再簽發未參與審理案件的裁判文書，審委會、檢委會討論案件數大幅減少，司法隊伍專業化、職業化水平正在提高。

   改革后，重慶市渝中區人民檢察院90%以上的案件都由檢察官獨立決定，這些案件部門負責人不再審核審批，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檢察官獨立自主辦案。

   作為渝中區檢察院的53名檢察官之一，今年33歲的李艦洲擁有改革前所不擁有的多項職權，但他清醒地意識到，權力的增多也意味著責任的加重，“現在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腦子里都在一遍遍地過案子”。

   “有權必有責，權責應一致”，多地試點法院、檢察院在落實司法責任制過程中深刻意識到，“權力增大的同時，監督也要跟得上”。

   重慶試點檢察院以隨機分案、業務指導、質量評查、司法規范化檢查、申訴復查等方式為支撐，以問題通報、督促整改、責任追究為手段，對檢察官履職實施全面動態監督。

   渝中區檢察院檢察官李鵬說：“我們接到的案子都由案管中心隨機分案過來，檢察官無權指定選擇某一案件進行辦理，這種隨機性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關系案'‘金錢案’的發生。”

   一些試點法院通過統一裁判尺度，進一步加大審判權監督力度。

   如何避免同案不同判？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建立完善標準化辦案機制，累計出臺涵蓋各審判執行業務領域的78件裁判或工作指引，形成了較為全面、系統的標準化辦案體系。

   海南法院建立類案參考制度，以全省典型案例和精品案例為樣本，選定刑事、民事、行政、執行參考案例318個，基本涵蓋全省近年審判實踐中常見、多發、具有代表性的案件類型，最大限度地避免和減少了“同案不同判”的現象。

   廣東法院通過規范案件質量倒查范圍和程序、案件質量存在問題的標準、需要追究責任的情形和追責程序等，對依審判監督程序改判、發回重審、指令再審的案件以及已確認的以法院為被申請人的國家賠償案件等兩類案件，實施硬性質量倒查。

   為更好地落實司法責任制，試點法院、檢察院以信息化建設為重點，不斷強化權力監督效果。

   據悉，上海市奉賢區人民檢察院研發了檢察官執法辦案全程監控及業務檔案系統，通過對檢察官執法辦案的全程監控和全程記錄，增強內部監督制約信息化含量。

   值得一提的是，這一系統通過全面排摸找準風險點，針對司法改革依法授權、合理放權后檢察權運行的新模式，分析檢察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最終決定權、程序保障權、過程控制權等環節中的潛在風險，確定了案件辦理中可能存在的35項程序性風險和21項實體性風險，針對風險在系統中設置了相應的提醒、預警等功能，將監督和提醒功能結合在一起。

   浙江法院深入推進“互聯網+審判”改革，通過推動庭審記錄從傳統筆錄方式向錄音錄像記錄轉變，率先開發試點智能語音識別系統，減輕書記員負荷，促使庭審節奏更快，當庭宣判率更高，并開發了可供法官、公眾使用的網上查閱電子卷宗系統，方便異地遠程查閱，通過網上留痕和信息公開，進一步增強監督效果。

   明晰的責權，有效的監督，改革后真正落實了“誰辦案誰負責”，法官檢察官的權力大了，辦案的責任意識也有了較大提升，辦起案子來比以前更“較真”了，實現了辦案由“過得去”到“過得硬”的巨大轉變。

   “特別是在簽發裁判文書時真正感受到了‘落筆千斤重’，一旦出錯，法袍很難再穿下去。”吉林省東豐縣人民法院民二庭員額法官鄂義飛時刻用“處處過得硬”要求自己。

   法官檢察官的辦案積極性和責任感提升了，辦案質量效率隨之上了一個新臺階，具體表現為人均結案數、當庭宣判率上升，上訴率、發回改判率下降。

   據悉，2015年，吉林省法院系統人均結案111.4件，比上一年提高35.6%。今年上半年，在受案總量同比上升18.5%的情況下，法官人均結案量同比增長87%；吉林省檢察院偵查、批捕、公訴辦案時限分別縮短26%、14.5%和21.3%。

   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孫潮介紹說：“貴州法院改革后，法官自行簽發裁判文書率達99.9%，2015年全年沒有發生一起法官錯案追責?！?/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