燁泉
“9·15”西安反日游行中受重傷的日系車主李建利委托律師，將于今天向西安市蓮湖區人民法院提交行政起訴狀，起訴西安市公安局“不作為”(10月11日《北京青年報》)。
在西安反日游行中受重傷的日系車主李建利的不幸遭遇非常讓人同情，他是部分國人不理智“愛國”行為中受害者的典型。他的不幸充分展示了愛國與害國僅有一步之遙，流氓行為即使是打著所謂的愛國旗號，也改變不了其違法犯罪的本質。
但是正所謂情感的歸情感，法律的歸法律，盡管我們同情李建利的遭遇，但不能改變的是這種訴訟是沒有法律依據的。行政不作為的確屬于行政訴訟法規定的起訴范圍，但是行政不作為是一個很難介定且非常復雜的法律概念，在很多情況下作為與不作為沒有明顯的界限，而且很難說清楚。所以行政訴訟法對行政不作為的幾種情形作了列舉性的規定。
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是對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規定，其中第四款規定的“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者不予答復的”；第五款規定的“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第六款規定的“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發給撫恤金的”；第七款規定的“認為行政機關違法要求履行義務的”以及第八款規定的“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均屬于對行政機關不作為行為侵權提起行政訴訟的法律規定。
法律之所以會這樣列舉明示，實在是因為行政不作為的判定并不容易，如果法律規定得過于寬松會擴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導致司法的不統一，為司法不公留下太多空間。以李建利的起訴為例，他認為公安部門作為游行示威的主管機關有責任保證現場的秩序，有責任保證在游行示威的過程中不發生妨礙社會秩序、侵犯公民人身和財產權益的違法事件，但西安市公安局沒有做到。那么，李建利要想證明他的這一說法，他就必須證明當時西安市公安機關沒有派警員到場維護秩序，或者是證明警察對現場的打砸行為沒有制止也沒有進行有效的管理。但顯然這不是事實，事實是西安市公安局派人維護了現場秩序，只是由于當時的現場過于混亂，警力不足，以致出現了多起打砸搶行為，李建利也因此而受傷。這只能說明西安警方對游行示威中可能會出現的暴力行為預估不足，處置不力，這是警方的失誤，而不是不作為。不作為是違法的，而失誤卻不違法。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李建利起訴西安市公安局行政不作為徒具觀賞價值，有一定的宣示意義，即通過這種訴訟來警示各地公安機關，群眾利益無小事，任何工作中的失誤都可能會導致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嚴重受損，但也僅此而已。希望通過這起訴訟來獲得相應的賠償是很難的，因為沒有侵權就沒有賠償。
從《北京青年報》的報道中我們可以看到，李建利之所以提起訴訟是因為這次事件對他和他的家人造成的傷害超出了其承受能力，所以才不得不鼓起勇氣，拿起法律武器主張權利。也就是說，訴訟很大的原因是因為經濟承受能力的問題，對此李建利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賠償，也就是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同時，公安機關對李建利的受傷在法律上雖然沒有責任，但在道義上是有義務進行合理補償的，畢竟在這個問題上公安機關有一定的失誤。
但是，比這些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社會，我們每一個公民對李建利的受傷也都是有責任的。那些曾經狂熱地出手砸車、砸店的人們，那些曾經為不理智的暴力行為歡呼喝彩過的人們，甚至是那些對暴力行為冷漠而無動于衷的人們，我們是否可以理直氣壯地大聲說，李建利受傷與我無關？當一種惡劣的行為變成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加害者，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為受害者承擔責任，只有承擔了責任，我們才能洗清自己，回歸善的人性。
來源: 法制網——法制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