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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高兩部”《關于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的理解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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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高兩部”《關于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的理解與適用

那艷芳等最高人民檢察院

目次

一、《意見》的制定背景

二、《意見》的主要內容

三、關于《意見》與《2013年性侵意見》的對比說明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發布《關于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自2023年6月1日起施行。為便于司法實踐中正確理解與適用，現就《意見》的出臺背景、主要內容及其適用、制定過程中的相關考慮介紹如下。

一、《意見》的制定背景

黨和國家歷來高度重視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指出“培養好少年兒童是一項戰略任務，事關長遠”。2021年6月，黨中央印發《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法律監督工作的意見》，明確要求“強化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完善專業化與社會化相結合的保護體系”。

最高檢高度重視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懲治和預防工作，按照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的要求，堅持“零容忍”態度，嚴厲打擊懲治相關犯罪；發布隔空猥褻等指導性案例，引領更新司法理念和完善辦案規則；圍繞校園性侵害問題，制發“一號檢察建議”，推動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入職查詢制度，做實訴源治理和犯罪預防；依法能動履職，充分運用檢察建議、公益訴訟等法律監督手段，助推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網絡保護、政府保護責任落實，努力為廣大未成年人構筑安全屏障。

隨著犯罪形勢的發展變化，執法司法面臨日益復雜的情況。性侵害犯罪被害人日趨低齡化，隔空猥褻、網絡性引誘等新型犯罪層出不窮。2013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和司法部《關于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以下簡稱《2013年性侵意見》）已不能與現行法律規定相銜接，亟須盡快制定出臺指導規范，應對形勢發展和實踐需要。在此背景下，最高檢會同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制定《意見》，進一步加強和規范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懲治和預防工作。

二、《意見》的主要內容

《意見》分為6個部分，共計40個條文，對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辦理程序、工作要求、法律適用、政策把握等進行了詳細規定。

（一）明確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總體原則與要求

1.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辦理的基本原則。《意見》規定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應堅持依法從嚴懲處犯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雙向保護等原則。上述三項原則是公安、司法機關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一貫堅持的司法政策。需要說明的是，關于雙向保護原則的理解，各地可能存在不同認識，適用中應注意把握以下幾點：第一，對于未成年人實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法定罪處罰，不枉不縱。第二，對犯罪的未成年人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充分做好幫教矯治等工作，引導未成年人早日改過自新、順利回歸社會。第三，在嚴格落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殊程序規定，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訴訟權利的同時，要更加注重對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權益的保護以及關愛救助。

2.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辦理的專業化、專門化要求。《意見》規定，公安、司法機關應當確立專門機構或者指定專門人員負責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這一要求較《2013年性侵意見》有較大突破，對專業化的要求更為嚴格、明確，主要考慮到專門機構、專門人員是高質效辦好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重要保障。當前，司法機關在未成年人司法專業化建設方面已經取得長足進展，進一步強化專門辦理要求符合現實需要和工作實際，也為各部門加強專業化隊伍建設指明了方向和目標。

3.關于訴源治理和法律監督。《意見》將積極推動訴源治理，切實加強法律監督作為辦理此類案件的總體要求加以強調，主要基于以下考慮：第一，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成因復雜，相關行業、領域管理缺失更易催生、助長犯罪。有效治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必須堅持懲治與預防相結合，加強訴源治理。第二，監督是法律規定落地落實的重要保障。

（二）規范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辦理程序、方式和制度適用

1.關于立案的要求。在刑事案件辦理過程中，立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對于證據極易滅失的性侵案件而言，及時立案是準確查明犯罪、有力懲治犯罪的前提和基礎。根據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公安機關立案的條件是“發現有犯罪事實，需要追究刑事責任”，但對于如何把握“發現有犯罪事實”容易產生不同認識。為避免因立案不及時延誤案件偵辦，《意見》對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立案時限提出了高于普通刑事案件的時效性要求，即符合刑事立案條件的，立即立案偵查，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立案審查期限原則上不超過7日，發現幼女懷孕、產子或隱私部位遭受明顯非正常損傷等四種情形的，直接立案。此外，《意見》第7條對管轄不明案件如何辦理作出規定。主要考慮自強制報告制度建立以來，管轄不明案件大幅增加，一些案件報告人報告后，未成年被害人不能提供相關情況，犯罪地、犯罪嫌疑人不明，導致管轄權屬無法確定。為避免管轄爭議影響案件辦理，《意見》要求在管轄不明的情況下，受案公安機關應當先行立案偵查，待管轄明確后移送有管轄權的機關。

2.關于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近年來，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一直積極探索偵查監督與協作配合的有效途徑和機制，形成了雙向信息共享、適時介入配合偵查等模式、做法。《意見》充分吸收實踐經驗，從工作機制、配合方式等方面就檢警協作作出規定，鼓勵加強偵查協作。同時，《意見》第9條強調了檢察機關的立案監督，規定負有特殊職責的人員有權申請檢察機關立案監督，進一步加大對未成年被害人的保護力度。

3.關于強制措施適用。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社會危害性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危險性強。尤其是有些犯罪人員有戀童癖，再犯可能性極大。同時，此類案件證據易滅失，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予羈押，會給案件偵查、訴訟帶來不利影響。為切實貫徹對此類案件的從嚴司法政策，有力懲治犯罪，《意見》規定對成年人性侵害未成年人的，要從嚴把握適用非羈押強制措施。此類案件符合逮捕條件的，一般應當批準逮捕。

4.關于未成年被害人權益維護與隱私、名譽保護。為充分保障未成年被害人權益，避免因案件辦理給未成年人造成次生傷害，《意見》第12條至第16條就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知情權、參與權保障、出庭保護、隱私保護等作出詳細規定。需要說明的是：

第一，關于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意見》未將申請法律援助的條件限定為經濟困難。主要考慮法律援助是賦權措施而非限權手段，在幫助未成年被害人維護合法權益、爭取自身利益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各地對性侵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提出援助申請的，司法行政機關都盡可能提供幫助，應予鼓勵支持。第二，關于訴訟過程中的知情權、參與權保障，《意見》強調了相關要求。規定司法機關辦案過程中，除有礙案件辦理的情形外，應當將案件進展情況、開庭時間地點、案件處理結果等及時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第三，對于未成年被害人隱私保護的要求，檢察機關應注意監督落實。

5.關于刑罰適用。《意見》第19條和第20條就驅逐出境、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等刑罰適用作出明確規定，充分體現從嚴的指導思想。需要說明的是，關于驅逐出境的適用，以往司法文件有過相關規定。《意見》擴大了驅逐出境的適用情形，規定“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記錄不適宜在境內繼續停留居留的，公安機關可以依法適用限期出境或者驅逐出境”。上述調整，一方面考慮了近年來頻繁出現的外籍教師性侵未成年學生的情況；另一方面也與未成年人保護法關于從業禁止等規定銜接呼應，旨在強化對未成年人的特殊、優先保護。

（三）明確“明知”“公共場所當眾”等法律適用

1.關于奸淫幼女犯罪主觀明知的認定把握。《意見》第17條規定了奸淫幼女犯罪主觀明知的認定標準。需要注意的是，應嚴格把握行為人“不明知”被害人為幼女的認定適用。奸淫幼女案件中犯罪分子多以不明知被害人系幼女為辯解。司法實踐中，個別案件也存在對此問題理解適用不當的問題。辦理此類案件時應注意，性侵害12周歲以下被害人的一律認定行為人“明知”對方為幼女。對于行為人對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幼女實施奸淫等性侵害行為的，如無極其特殊的例外情況，一般均應認定行為人明知被害人為幼女，除非確有證據或者合理依據證明行為人根本不可能知道被害人是幼女。對于行為人根本不考慮被害人是否是幼女，而甘冒風險對被害人進行奸淫等性侵害的，一般都應當認定行為人明知被害人為幼女。

2.關于強奸、猥褻犯罪“公共場所當眾”的認定。《意見》第18條作了規定。需要指出的是，該條將學生集體宿舍也認定為公共場所，主要考慮學生宿舍雖人員范圍相對固定，但具有一定的涉眾性。一些案件中，教師在學生集體宿舍對未成年人實施性侵害，影響惡劣，對被害學生和周圍同學均造成嚴重的心理傷害和影響，認定公共場所性侵符合公眾普遍的理解和認知。也有意見提出該條對“當眾”的理解適用是否過于寬泛，擔心對一些手段輕微或極其隱蔽的猥褻行為量刑過重。事實上，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經通過“情節惡劣”等限定條件對“公共場所當眾”猥褻兒童等行為在加重處罰上進行限定，對于一些情節輕微的猥褻犯罪，尚未達到“情節惡劣”程度的，適用刑法第237條規定，不會造成量刑不適當。

（四）明確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偵查取證要求

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指控與證明犯罪一直是實踐難點。為有力打擊懲治犯罪，《意見》第三部分11個條文就證據收集與審查判斷專門作出規定。關于證據收集，《意見》強調以下要求：

1.依法規范。通過梳理近年來辦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發現大部分案件取證程序符合規范，但也有個別案件存在一人詢問、詢問未成年人時無法定代理人或合適成年人在場等問題，影響證據效力和證明效果。為引導辦案人員規范開展取證工作，《意見》重申，公安機關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依照法定程序，及時、全面收集固定證據。

2.迅速及時。性侵犯罪證據易滅失，《意見》要求偵查機關及時提取固定相關證據。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變化，視聽資料、電子數據的提取對查明犯罪事實具有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偵查機關應強化電子數據取證意識，注意在第一時間提取固定上述證據。電子證據因保管不善滅失的，應當向原始數據存儲單位重新調取，或者提交專業機構進行技術性恢復、修復。檢察機關在審查證據材料時，也應高度重視電子數據的審查運用，發現電子數據存儲載體中有較多刪除記錄或無法識別的信息的，應及時進行數據恢復、證據固定，以準確查清全部犯罪事實。

3.細致全面。《意見》第21條、第26條至第28條列出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取證的重點和注意問題，要求全面收集固定與案件有關的證據。同時，針對此類案件的特點，要求注意查證未成年被害人陳述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中具有特殊性、非親歷不可知的細節；查清未成年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識交往、矛盾糾紛情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特殊癖好、異常表現，未成年人被性侵害后心理狀況或者行為表現等。

4.深挖細查。根據司法實踐經驗，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一人多次犯罪、一人侵害多人的情況較為多見，特別是具有密切接觸未成年人便利條件的人員，一旦發案，遭受侵害的未成年人往往不止一人。為保證全面查清犯罪事實，不漏一案、不漏一罪、不漏一人，《意見》第22條指出了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可能發現漏罪漏犯的幾種情形，并提出偵辦要求。

（五）對詢問未成年被害人的內容、方式作出規定

由于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被害人陳述是認定犯罪事實的重要證據。而詢問未成年人是一項難度較大的工作。一方面，未成年人的理解和表達能力受限于身心發育水平，其自主、清晰、完整描述全部犯罪事實的能力尚不足；另一方面，詢問易喚醒未成年人對傷害經歷的回憶，方式不當容易給未成年人造成二次傷害，需要穩妥、謹慎開展相關工作。針對這些情況、特點，《意見》就詢問未成年人的場所、方式、內容等提出要求。

1.選用“一站式”辦案場所等讓未成年人心理上感到安全的場所。目前，全國已建成“一站式”辦案場所2000多個，上述場所的建設、使用充分考慮了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隱私保護需要等因素，能夠同步完成詢問、人身檢查等相關工作，在“一站式”場所詢問更有利于保護未成年人。

2.采取未成年人能夠理解和接受的語言和方式，堅持一次詢問原則。《意見》強調，對于確有必要再次詢問的，應當針對確有疑問需要核實的內容進行。同時，鑒于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辦理的復雜性，《意見》第25條強調辦案人員詢問時要問明相關事實和情節，避免因詢問不全面造成反復、多次詢問，并對詢問應當問明的情況進行了列舉提示。

3.避免誘導式發問，盡量讓被害人自由陳述。未成年人對被害經歷的表達往往缺乏自主性，且容易遺漏關鍵細節，辦案人員需要運用詢問技巧，必要時可采取輔助手段，引導未成年被害人自主、完整地描述案件事實。但詢問引導必須注意問話方式，盡量采用開放式問題，讓被害人自由陳述表達，尤其是涉及核心事實的詳細信息不宜通過封閉式問話獲取，避免因不當啟發引導影響證據效力。

4.如實記錄詢問內容。詢問筆錄記錄不得對未成年人語言進行加工、歸納，以免造成被害人陳述與其年齡、認知水平和表達能力不相符的錯覺，影響證據采信。

5.進行同步錄音錄像。同步錄音錄像是實現一次詢問的重要保障。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檢察官、法官不再對被害人進行詢問。有些情況下，需要通過觀看錄音錄像了解被害人陳述事實時的表現、狀態，輔助判斷被害人陳述的真實性、可信性。因此，《意見》要求同步錄音錄像的聲音、圖像必須清楚，被詢問人面部必須清晰可辨。

（六）明確證據審查判斷應把握的原則

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證據審查判斷與事實認定較為復雜。辦案人員已形成內心確信卻不敢定案、應當定案而沒有定案的情況在部分案件中有所體現。為破解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辦理困境，《意見》提出了此類案件的證明標準和證據審查判斷應把握的原則。在堅持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的基礎上，強調對案件事實的認定要立足證據，結合經驗常識，考慮性侵害案件的特殊性和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旨在引導司法人員避免僵化把握證明標準。

一是引導辦案人員不過度依賴客觀證據。認定案件事實時既要重視客觀證據，也要重視言詞證據。注重對言詞證據的合理性審查，言詞證據與間接證據的細節印證，言詞證據間的印證與邏輯分析。

二是避免機械理解適用印證證明模式。低齡未成年人對被侵害細節前后陳述不一致的，應當考慮其身心特點，綜合判斷其陳述的主要事實是否客觀、真實。在判斷認定犯罪事實時，關注案發過程，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識交往、矛盾糾紛產生等情況，關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癖好、異常表現，合理運用品格證據等，發揮其輔證作用。未成年被害人陳述了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性侵害事實相關的非親歷不可知的細節，并且可以排除指證、誘證、誣告、陷害可能的，一般應當采信。

三是不孤立看待各個證據，綜合審查判斷全案證據材料。如，審查判斷未成年被害人陳述內容時，著重審查陳述形成的時間、背景，被害人年齡、認知、記憶和表達能力，生理和精神狀態是否影響陳述的自愿性、完整性，陳述與其他證據之間能否相互印證，有無矛盾。對14周歲以上未成年被害人真實意志的判斷，不以其明確表示反對或者同意為唯一證據，應當結合未成年被害人的年齡、身體狀況、被侵害前后表現以及雙方關系、案發環境、案發過程等進行綜合判斷。需要說明的是，對低齡未成年人啟發式詢問所獲得的被害人陳述信息需謹慎審查，并非一律作為非法證據排除。

（七）強化未成年被害人保護與救助要求

一是貫徹綜合保護理念。未成年人身心未臻成熟，個體應變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較弱，被侵害后不但有可能出現生理損傷、心理創傷，還需要擺脫犯罪給其生活帶來的不利影響。在對性侵未成年被害人開展救助時，既要有針對性地解決未成年人面臨的臨時急迫困難，又要著力改善未成年人的身心狀況、教養環境，促進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因此，《意見》第32條要求，法院、檢察機關、公安機關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根據未成年被害人的實際需要及當地情況，協調有關部門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心理疏導、臨時照料、醫療救治、轉學安置、經濟幫扶等救助保護措施。強調對未成年被害人進行綜合保護救助。落實中，辦案機關應注意做好與相關部門的協調配合。

二是強調風險預防阻斷。性侵害犯罪除給未成年人造成直接傷害后果外，有些還會給未成年人帶來潛在風險。如，有些犯罪人員患有嚴重性傳播疾病，性侵害行為給未成年被害人帶來巨大的患病風險。如果不及時干預防控，將使未成年被害人遭受極為嚴重，甚至影響一生的身心傷害。針對實踐中發現的艾滋病患者性侵害未成年人后不主動告知患病情況，使未成年人面臨錯過阻斷治療有效時間的情況，《意見》第33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辦案人員應當第一時間了解其有無艾滋病，發現犯罪嫌疑人患有艾滋病的，在征得未成年被害人監護人同意后，應當及時配合或者會同有關部門對未成年被害人采取阻斷治療等保護措施。

三是強調監護監督保障。家庭保護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第一道屏障。調研中發現，大量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被害人家庭存在監護缺失的情況，部分父母監護意識和監護能力不足，未盡到應盡的監護責任，給犯罪分子可乘之機。甚至有些案件中，監護人就是施害人。為督促監護責任落實，預防侵害犯罪發生，《意見》第34條規定，法院、檢察機關、公安機關辦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發現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依法履行監護職責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應當予以訓誡，并書面督促其依法履行監護職責。必要時，可以責令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接受家庭教育指導。《意見》第35條規定，未成年人受到監護人性侵害，其他具有監護資格的人員、民政部門等有關單位和組織向法院提出申請，要求撤銷監護人資格，另行指定監護人的，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有關個人和組織未及時向法院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的，檢察機關可以依法督促、支持其提起訴訟。

四是強調優先司法救助。當前，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司法救助工作正在積極穩步推進。為持續做好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司法救助工作，應不斷加大幫扶力度，《意見》第36條要求公安、司法機關優先對性侵害未成年被害人予以救助。

（八）完善工作機制，推動懲治與預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制度落實

強制報告、性侵害違法犯罪信息查詢均為近年來司法機關推動建立的未成年人保護重要制度，對預防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發生，及時發現懲治犯罪具有重要作用。制度落實情況雖越來越好，但仍不充分。為進一步強化落實，《意見》單列條款加以強調。

三、關于《意見》與

《2013年性侵意見》的對比說明

《意見》出臺后，《2013年性侵意見》同時廢止。與《2013年性侵意見》對比，《意見》進行了大幅增刪調整，保留10個條文，刪除12個條文，對10個條文內容進行修改，新增23個條文。考慮到《2013年性侵意見》中部分內容《意見》不再規定，特對刪除原因及相關適用問題說明如下：

第一，《2013年性侵意見》第7條和第8條關于部門協作與培訓指導的要求。關于各相關部門的未成年人保護職責分工與協作要求，未成年人保護法、家庭教育促進法等已有相關規定。近年來，公安、司法機關也都非常重視專業化建設。上述兩條規定已無太大必要，《意見》不再規定。

第二，《2013年性侵意見》第9條關于強制報告責任的規定。該條內容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已作出明確規定，故無須重復，《意見》已就該項制度落實作出進一步規定。

第三，《2013年性侵意見》第20條關于強奸罪與嫖宿幼女罪的區分適用問題。現刑法已取消嫖宿幼女罪，嫖宿幼女的行為均以強奸罪論處，該條已無規定必要。

第四，《2013年性侵意見》第21條關于特殊職責人員利用優勢地位性侵問題。相關內容現規定在與《意見》同時發布的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

第五，《2013年性侵意見》第22條關于猥褻犯罪與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犯罪的區分與法律適用問題。相關內容現規定在《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0條。

第六，《2013年性侵意見》第24條關于介紹、幫助他人奸淫幼女、猥褻兒童行為的認定。研究認為，該條表述不夠周延，在理解適用上也存在爭議，故予以刪除。

第七，《2013年性侵意見》第25條關于強奸、猥褻犯罪從重從嚴處罰情節的把握。相關情節的把握詳細規定在《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需要說明的是，關于奸淫幼女致使懷孕的情形，因存在未成年人與幼女自愿發生性關系等復雜情況，該解釋未作統一規定。適用中應當注意，采取暴力、脅迫等手段奸淫幼女致使懷孕的，應當認定“強奸婦女、奸淫幼女情節惡劣”。

第八，《2013年性侵意見》第26條關于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未成年人賣淫從重、加重處罰的規定。相關內容現行法律、司法解釋中已有規定，《意見》不再重復規定。刑法修正案（九）在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罪中增設了第2款，規定組織、強迫未成年人賣淫的從重處罰。2017年最高法、最高檢《關于辦理組織、強迫、引誘、容留、介紹賣淫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相關情形也進行了細化規定。

第九，《2013年性侵意見》第27條關于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男少年與幼女自愿發生性關系的認定問題。考慮到2006年最高法《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條文規定為：“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偶爾與幼女發生性行為，情節輕微、未造成嚴重后果的，不認為是犯罪。”）已有規定，刑法對未成年人犯罪處理也有明確司法政策，《意見》不再重申。適用中應注意把握以下幾點：一是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與幼女在交友過程中雙方自愿發生性關系，情節輕微、未造成嚴重后果的，可以不認為是犯罪。二是對《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條規定中“偶爾”的把握不能簡單以次數論，雙方是否自愿、情節是否輕微、后果是否嚴重，是區分罪與非罪的關鍵。三是對未成年人構成犯罪的，依法適用刑法第17條規定從輕、減輕處罰。

第十，《2013年性侵意見》第30條關于裁判文書公開的規定。基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的考慮，予以刪除。

第十一，《2013年性侵意見》第32條關于幼兒園、學校等特殊場所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侵權責任問題。考慮到民法典對幼兒園、學校、賓館等特殊場所違反安全保障義務如何確定侵權責任已有明確規定，應根據不同情形確定是否承擔補充賠償責任，《意見》主要解決辦理性侵害刑事案件中的突出問題，故暫不作規定。

作者：那艷芳，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廳長、一級高級檢察官；李峰，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副廳長、二級高級檢察官；李薇，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二級高級檢察官。

（刊發時有刪節，注釋及全文見《人民檢察》2023年第15期）